本世纪初，美国两位知名学者李•爱泼斯坦(Lee Epstein)和加里•金(Gary King)[5]曾经在《芝加哥大学法律评论》上撰长文，对当时美国法律实证研究的现状进行了非常系统的批评。

从外在的角度看，体系性思维和体系解释方法包括了利益衡量、外部证成、目的解释、实质推理等方法。目标在于通过解释某个法律规范来消除规范的冲突或认定其不存在。

[15]绝对的真诚并不意味着绝对的正确。在中国的司法与执法实践中，不仅法的一般性存在问题，而且法的体系性也存在问题。二是内部关系的协调，即在一般法律规范具体化过程中，需要确立调整案件纠纷的法律与其他法律规范之间的无矛盾的关系。然而我们需要看到，根据法律的思考表面上是法的一般性要求，但也包含有体系的要求：法律规定是体系性的。伯恩•魏德士：《法理学》，丁小春、吴越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422页。

理解法律不能背离法的伦理要求。[37]萨利•安格尔•梅丽：《诉讼的话语——生活在美国社会底层人的法律意识》，第151页。与法律问题的一大不同之处在于，法治问题应当被普遍置于更加宽阔的规范背景中来描述、解释和解决。

这种复杂关系是对法治问题的静态状态的一种描述。这种开放性决定了针对某一具体法治问题，人们并没有事先确定的唯一的具体方法可资依循。这就是所谓法治问题的有偏性特点。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首先厘清法治问题上述的性质和特征，因为法治问题的性质和特征既是法治体系的逻辑起点，又是它的最终归宿，这一点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也是如此。

不止在法学中，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的所有科学领域内，这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问题的性质和特征是理论建构与实践展开的基础。[9]从法治问题其他构成维度的立场来看，这些弊端会更加明显，也更显其害。

它们所以相互联系在一起，就在于它们为当代法治问题的多元聚合性本质所涵摄，并共同显现这种本质。当然，在现实的世界中，这样一个简单的法律问题是不存在的。人们的这种法治认知之路，也许永远没有终点，但它却始终处在一个个节点上。二、法治问题的多元聚合性 由最初摸着石头过河的简单的法治问题初萌，到在探寻中国法治向何处去过程中的有意识地重新认识中国法治的问题状况，[3]法治问题从模糊到清晰、由笼统到具体、从不确定到日益确定的渐变过程深蕴于中国法治的发展与进步中。

它们的产生、形成和确定是人的知觉或心智与法治问题诸多其他构成维度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相互嵌套、彼此渗透或互为前提，人们根本分不清何者在先何者在后，致使各种因果关系混杂在一起，无法区分是主因还是次因、前因还是后因、此因还是彼因。任何线性思维预测的法治问题的未来景象，都将与这种真实的存续状态存有或大或小的差异甚至会根本不同，严重地过度扭曲真实的法治问题本身。[7]季卫东：《问题导向的法治中国构思》，《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年第5期。

(三)动态性 法治问题的多重嵌入因素，诸如法律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历史的以及技术的和生态的因素等等，浑然一体，结构化为一种现实的复杂关系。即使不在最终的意义上，我们也十分清楚的是，认知主体之间以及基于此产生的彼此之间关于法治问题观念上的差异和分歧是不可能彻底消除的，在一定的情境中，也不可能是无限迫近的。

人的知觉受到其他构成维度的刺激与修正，并知觉着后者的演化和变迁，进而知觉自身，尽一切可能来调整人类可以控制的维度，缩小法治问题的现实状态与其合理的可能状态之间的差距，从而缩小或减少这种差距给人们带来的生理或心理上的种种紧张与不适，最大程度上来确保法治问题具有为其本身所调整的可控制性维度。(3)法律社会制度不确定性。

(2)由此决定，在实践上，我们往往将某种有偏性的法治及其问题绝对化甚至真理化，并主要据此展开法治构建行动。结语 虽然与法律相比，法治少了一个客观的文本以资品鉴，但它却是一种真真切切的存在。它们通过并借助于人本身这一最重要的现实因素，特别是他的主观心理方面来合力塑造法治问题的一个或一系列具体特征。其中，人的知觉是法治问题的核心和灵魂，若没有人的知觉就不存在法治问题。事实上，从最终的意义上来说，任何一种关于法治问题甚至法治本身的言说，都是通过择取一个或几个关键因素或重要变量结构化自身的方式来展现其内在逻辑的。这种在宽阔的规范背景中，法治问题规范选择上的游移性以及由人构成的法律社会制度之间的碎片化状态，就是所谓的制度不确定性。

不论是撕裂还是缝合，它总是在现实的法治的整全世界中的一种运作，总会涉及若干种甚至无限多样种类的现实因素。这一过程与人们的法治认知相伴而行、共生共荣。

在他看来，这五个问题是在价值无涉的情形下，当代法治问题的一种系统表达。法治问题的解决之道是开放的，这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一是为人们所确定的法治问题的性质。

荆文娜：《医保配套没跟上，重庆医疗价改7天叫停》，《中国经济导报》2015年4月18日。(二)不确定性 在有偏性特点之中，蕴含着法治问题的不确定性特点，但由于在其中所生成的不确定性主要只是法治问题包括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历史的以及技术的和生态的等构成要素之间的非线性相互作用而生成的不确定性，因而它并没有显现现代法治问题的不确定性特点的全部源泉。

随着法治认知程度和法治实践力度的加大，我们应当注意到，纵向来看，法治问题的有偏性有了一定程度的缩小，但却尚未处于一个通过认知并解决它来健康有序推进法治的合理限度内。直接发生在医患双方之间的医疗矛盾不会以医疗纠纷、医疗案件和医疗群体性事件等状态形式次第展现出来，而是以跳跃的方式，非连续性地呈现真实的存在状态。【摘要】 法治是一种现实的存在，真切地表征它的正是法治问题本身。其他构成维度正是成就、显现和表征法治问题这一现实性特点的根本性因素。

有学者思考并求解法治是一种理想还是一种现实。以线性思维来洞悉法治问题在不同存在状态之间的转换过程，就像将一只死鸟抛向空中来描摹它的飞行轨迹一样，就会根本扭曲法治问题真实的具体存在状态本身。

因此，二者之间的契合性是理解和解释一系列法治体系相关问题的关键所在。引申开来讲，在法治原发国家，法治问题的有偏性往往较小，而在法治后发国家则往往较大。

在笔者看来，这种偏向或其程度大小取决于法律在诸种现实因素中所扮演的角色如何。[5]塔玛纳哈：《论法治》，李桂林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18页。

但是，不同的个体的知觉差异是如此强烈，以致针对同一个节点上的法治景况的判断会有云泥之别，观点差异甚至对立，依靠简单多数的途径根本无法消除差异、解决冲突。法治问题的其他构成维度是指除了人，特别是他的心理特性之外的一切现实因素。法律问题总是会涉及数个或一系列的法律规则、整个法律体系，甚至深入到诸如道德、习惯法和政策等不同规范秩序中去。这些具有不同目的和层级的法律社会制度严格遵循既有制度安排，依据自身本位制度行事，切割定性和解决法治问题的一体性制度安排，令其呈现多重碎片化状态，甚至画地为牢，互设壁垒，各自为政，使法治问题的定性和解决始终处于某种不确定性状态。

在不同空间条件下，同样一个刑事判决，由于城市—乡村和国家—民族的二元分立，在城市、国家层面上可能会达致案结事了的效果，但在乡村、民族地区却往往难以实现此等结果，比如在赔命价(赔血价)根深蒂固的青海藏区，情形就是如此。比如医疗事件，如果我们依照事件涉及的主体方的不同，就可以将其区分为医疗矛盾、医疗纠纷、医疗案件和医疗群体性事件四种不同的存在状态。

用一项精确的法律代替一项模糊的法律，并不能使一个社会更加接近法治理想。往往是在法律不能的情形中，法治问题会超越法律体系之外，而在道德、习惯法和政策中来寻求自身的解决之道。

但比较而言，法治问题比法治本身更具现实性。唯其如此，我们关于它的认知才是一种真真正正的认知，我们关于它的实践才是一种切切实实的实践。